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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不怕鬼的故事简短的十个字

gecimao 发表于 2019-08-13 12:48 | 查看: |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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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顾60余年的如烟往事,书籍一直陪伴我左右。对我影响最大者,莫过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宣传党的理论、思想、路线、方针、政策方面的书。其中有这样一本书,它使我在人生的几个紧要关头心中涌起难以平静的波澜,以至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它就是《不怕鬼的故事》(以下简称《故事》)。

  《故事》印行于半个世纪前。长期以来,它的编辑出版一直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近年来,随着有关文献资料的陆续披露,其真实面貌才清晰起来。这就有必要旁涉一笔,对其概况作一简介了。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国经历了三年极其困难的时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故事》于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编者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全书包括何其芳署名的序文和60则古代笔记小说中不怕鬼的故事(附注释)。初版共106页,6.3万字。从表面上看,它只是一本小册子,并无惊世骇俗之处;仔细分析,则因其有五个“特别”而非同凡响。

  一是主席特别重视。从1959年春开始,在一些会议和接见外宾时大讲不怕鬼的故事,并说:“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小册子。”①中共中央书记处随即向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下达了编选任务。同年夏,该书基本编成。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从中选出部分故事印发到会者。嗣后,他又指示将初稿精选充实,由所长何其芳撰写序文,公开出版。序文初稿完成后,两次约见何,并亲自动手修改,做了大量增补和删改。1961年1月24日,在序文送审稿上他又做了重要修改,并明确指示:“此件看过,就照这样付印。付印前,请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周扬、郭沫若五同志一阅,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的意见。出书的时候(着重点原有,下同),可将序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另请着手翻成几种外文,先翻序,后翻书。序的英文稿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此书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进行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②可见,这本书是在主席亲自提议、指导、关心和主持下成书并宣传的。这种情况十分罕见。

  二是宣传的声势特别浩大。当时国内主要媒体及部分对外宣传报刊都对此书做了介绍,发表了大量评论、辅导、学习体会之类的文章。书店内此书为畅销书,各级干部、群众、学生争相阅读。中学语文课本及时选用了书中部分篇目作为教材。

  三是序文的分量特别厚重。这不但指序文的字数较多,占全书总字数的十分之一以上,而且指序文所论内容十分重要而精辟。它全面、系统地引用并深刻阐发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等革命斗争根本指导原则的内涵及其伟大意义,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可操作性和普遍性。序文署名何其芳,显然是从宣传效果考虑的。序文同正文,实际上是主与从、观点与材料的关系。无庸讳言,站在今天的高度来评价,序文中有的提法显然已经过时,存在“左”的偏颇。但是,这毕竟瑕不掩瑜,无伤大雅,无损于全书闪耀的思想的光辉。

  四是所选故事特别具有讽谕性。正如序文所言,选编这些故事的目的不在于说明我国古代的唯物主义思想,而在于以此寄予讽嘲并晓喻世人:对于现实中一切类似鬼的东西,都要不怕、敢斗、善斗直至战胜之。其深刻的启发和借鉴意义足使人从中获得教益。

  五是生命力特别长久。该书不但在当时产生过重大的历史作用和社会影响,而且直到今天依然放射出政治的、思想的、精神的、智慧的光芒,哺育了几代人成长。它的多次再版印证了这一点。1961年2月第1版印行后,同年10月印行了第2版;进入新时期后,1978年和1982年又两次重印,文字由竖排改为横排,印数达23.5万册;1998年8月重新修订出版,字数比原版增加了两倍多,增补了34个篇目和语体译文。编者和出版社还明确表示:对于原版,将来视社会需要,再适当重印。可以确信,这本书所提倡的不怕鬼精神永远不会过时;只要我们不断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涵,给予其新的诠释,则必能跨越时代而常读常新。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北京西部山区度过的。当时家境贫寒,但父母很注重子女教育,含辛茹苦供四个孩子上学。上世纪60年代初我上高中,两个哥哥已考上大学。那时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我家生活越发窘迫。交不起住宿费,只能走读;买不起钢笔和墨水,就用廉价的蘸水笔,把8分钱一袋的墨水精沏成墨水用。令我始料不及的是,比这更大的困扰竟是走读的“走”。

  从我家到学校,直线距离大约十几里。若走大路,比较好走,但要多行一半路程,在衣食不足的情况下,体力跟不上。走小路,可节省一半时间,但途中必经一条令人生畏的山沟。开始走读时,曾有几个同学结伴而行。过了一段时间,有的住校了,有的退学了,便只剩下我一个人踽踽独行。

  这是一条怎样的山沟呢?山民称之为“鬼沟”或“乱葬岗沟”。沟长五六里,两侧山坡上荒坟野冢遍布,杂草荆棘丛生,散在的几块简易梯田永未见起色,沟底一条砾石路系山洪冲刷、人畜踩踏出来的小路,平日行人稀少。不知何时,路旁居然塌陷出一个大坑,坑边依稀可见参差不齐、黑呼呼的朽烂木板,仿佛能把人一口吞噬的地狱的入口。每经此处,我总是屏住呼吸,惴惴不安地走近,然后尽快跑开。冬季及星月全无的晨昏,行至沟底漆黑一片,山风呼呼,草木摇曳,白中带蓝绿色的鬼火高低明灭,整条山沟被阴森恐怖的氛围所笼罩。好不容易回到家,却久久不能入眠,这个可怕的地方老在眼前晃动。头一年走读,对我无异于一种巨大的精神折磨,可又不能也不愿对别人说,一度甚至冒出了辍学的念头……

  不久,高二语文课讲到《宋定伯捉鬼》。老师告诉我们:这篇课文选自《不怕鬼的故事》一书的首篇。书的序文,大有来头,值得好好研读。课后,我迫不及待地直奔学校附近的新华书店,找到这本书,一口气把序文读完。我被剧烈地撼动了,真是闻所未闻、振聋发聩!警世宣言书、战斗动员令般的科学论断,使我这个十六岁的少年热血沸腾,大壮胆智。我边读边想边自问自答:有人谈鬼说怪,为什么我从未在“鬼沟”见过鬼?可见序文说的“世界上并没有鬼”是真理。为什么人们怕鬼?序文讲到了点子上:因为心存怯懦,思想不解放。为什么提倡不怕鬼的精神?还是序文说得好:因为“世界上确实存在着许多类似鬼的东西”。我遇到的困难和挫折不就是“鬼”吗?怎样才能打败“鬼”、制服“鬼”呢?坚决照毛主席的指示办:战略上藐视“鬼”,战术上重视“鬼”!于是,我仿佛看到一座前行的灯塔,找到一把战胜鬼蜮的撒手锏!此前折磨我多日的怯懦、消沉的心绪一扫而光!第二天,我毅然退掉两天的饭费,花四角五分钱把这本如同珍宝的书收入囊中。——这是我平生购买的第一本课外书。

  光明、兴奋与喜悦充溢我的心房,激发了我的毅力和勇气,每天穿越“鬼沟”时也有了如释重负的轻松感。我利用其寂寥少干扰,时而引吭高歌,时而朗声诵读。两年下来,外语和古文课文背得烂熟。慢慢地,我竟萌生了一个梦想:以该书编者为榜样,成为人民需要的编辑工作者!

  高中三年级我们上第一堂作文课,作文题是当年高考的两个题目,我选择了《我是怎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在作文中,我谈了自己学习《故事》中毛主席的有关论述指导我与“鬼沟”和困难作斗争的体会,被作为范文传阅。语文老师鼓励我再接再厉,报考文科院校。当时学生中“重理工轻文史”的倾向占上风,打算报文科的同学很少,我各科成绩都不错,是《故事》带给我的梦想促使我坚定地选报了文科。

  1962年7月,令考生焦灼又企盼的高考来临了。第一天,语文试卷发下来,作文题二选一:《说不怕鬼》、《雨后》。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因为有了学习《故事》的理论武装和不怕鬼的切身经历,行文格外流畅,发挥甚好。其他各科考试也若有神助,非常顺利。那结果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以该系北京地区考生成绩最佳的名义录取了我。

  就这样,《故事》一书引领我这个山区穷学生,从困难里走出来,于发愤中萌生梦想,并为梦想的起飞滑行找到一条宽阔的跑道。

  光阴如流,岁月不居。此后,《故事》继续陪伴我在未名湖畔发愤读书,在五七干校接受劳动锻炼,在基层经受种种考验,增长了见识,积累了经验。1978年金秋9月,红旗杂志社调我来京工作,少年时希冀成为编辑工作者的梦想终于成真!这本书又助我开始向新的精神高地攀登。

  在一次编务会上,一位老编辑语重心长的话对我触动很大:“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党刊编辑,没有十年八年的功夫是不行的!”我细心观察一些老编辑,他们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优良品德,令我钦佩不已。怎样才能尽快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刊编辑呢?我曾出现过浮躁、惶惑和急功近利。在领导和老编辑的帮助下,我首先从提高思想境界开始,自觉同心中的魔鬼作斗争。诸如认为“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不上算”,“编辑是‘万金油’,顶多成个杂家”之类的名利思想,不就是要警惕和清除的心中的魔鬼吗?我习惯地想到《故事》传授的对待“前进中的困难和挫折”的良方,即要“正视它们,认真地研究它们,从其中取得必要的经验教训,并且寻找出克服和扭转的有效办法,坚决贯彻执行,然后才能战胜它们,顺利前进”。我在边干边学中逐渐体悟到,选择党刊编辑工作,不是选择一种职业,而是首先选择了一种崇高的责任和使命。从此,自觉以优秀老编辑为榜样,心中的魔鬼得以驱除。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沉下心来,扎扎实实地打基础,基本通读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理论水平、业务能力和思想修养都有了进步。文学专业毕业的我,愉快地服从组织安排,长期做科教方面的编辑工作,组发了一批较有影响、有质量的稿件,受到领导和读者的肯定。在28年的编辑生涯中,自写、与人合写及代笔在本刊内发表的各类文章有七八十篇。可以无愧无悔地说,我为党刊的宣传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编辑应该努力在写作和治学上有所作为。我在尝试治学之初,深感其难以致陷入困境。在研究报告文学这个专题时就是如此。

  我致力于报告文学的研究,缘起于1978年2月徐迟发表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此文一出,引起轰动,再现科学家动人事迹的报告文学作品随之大量面世。由于编辑科技稿件的关系,又有文学专业和新闻工作经历的背景,我很关注这类作品及其评论。同时感到,同报告文学创作的繁荣相比,对报告文学理论和发展史的研究相当薄弱。于是,决定攻关研究报告文学。

  我从掌握第一手资料做起,广泛涉猎中外文艺理论、文学史专著和作品,在博的基础上求专。我发现,我国现代文学史权威学者如唐弢、以群、王瑶、严家炎、丁易、田仲济等先生,在其专著中都曾论及报告文学,但所引史料比较单薄,而且一些史料不准确,这些史料又辗转引用,以致造成以讹传讹。要深入研究就不能绕过去,必须正视、质疑以至纠正。这无疑会冒很大风险,还可能招来“不自量力”的讥笑。在治学上要不要提倡科学的独立思考,不盲目迷信权威、名人呢?这时,我想到《故事》序文中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我领会,其中的“迷信”的含义,不只是针对鬼怪而言,而应包括“一切看起来似乎可怕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事物”。许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真理之外无权威;世上再权威的学者,其研究总是有限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对学术权威应当尊重和膺服,但不应盲目崇拜;权威学者对于确有价值的见解,也总是欢迎并予以正确评价的,而并不希求别人一味崇拜自己。

  我的上述体认得到了验证。经过几年业余时间的潜心钻研,我孜孜矻矻地撰写出十几篇论文,选出两篇送请北大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史权威严家炎先生指教。他予以热情鼓励,并推荐给有关学术刊物发表。其中《报告文学若干史料考辨》一文,通过确凿的考证,纠正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权威著作中所用报告文学史料的多处纰漏和舛误,并指出其原因。在《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发表后,反响不小。另一篇长文《报告文学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则于1981年4月在《时代的报告》上发表,首次对报告文学发展史作了概述,被多家报刊和出版物转载、摘发或引用。编著《报告文学纵横谈》、《中国报告文学论》等至今仍被一些高校列为报告文学教学与研究参考资料。我和尹均生教授较早提出,应把报告文学从散文中分离出来,视之为一种独特的、独立的文学形式。而文艺理论界此前一直沿用的是将文学作品分为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的分类方法。我们的观点近年来已被文艺理论界普遍接受,文学刊物也均按新的分类法发表作品了。

  在治学问题上,假若我没有《故事》的启示,要取得开拓性的成绩,显然是比较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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